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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摘帽”,只是站上新起點——浙江“消薄”行動調查

2019年06月10日 10:40:55 來源:浙江在線-浙江日報 記者 何蘇鳴 李攀 黃珍珍 徐子淵

安吉魯家村大力發展家庭農場經濟,推動村集體經濟持續增收。

編者按: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,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,是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基礎。2019年是我省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收官之年。全省各地“消薄”成績幾何?有什么經驗值得總結?又有什么需要改進的?初夏之際,本報記者兵分三路,赴全省各地調研。

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一景


(上)

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變了,曾經集體收入幾乎為零的“薄弱村”,如今發展光伏產業將增收超過50萬元;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變了,1000米淡水沙灘的打造,讓它成了能在山里看海的“網紅村”;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變了,過去守著資源沒飯吃的村兩委班子,開發出漂流、滑草等多個項目;臨海匯溪鎮山安村也變了,鄉賢與產業的回歸,讓原來的“空心村”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……

過去這幾年,全省各地農村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。

2017年,省委省政府下發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,要求通過3年努力,全面消除集體經濟年收入(包括各級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資金、經營收入、發包及上交收入、投資收益和其他收入,不含項目補助和村干部報酬補助)低于10萬元的薄弱村。

在距離收官半年之際,記者到全省各地走訪調研,與干部、群眾共同總結這些年來的“消薄”經驗,其中3對關系引起了記者的關注。

“消薄”到底是為啥

強村VS富民

如何相互促進

“消薄”到底是為了什么?

當村里家家戶戶的農房屋頂上裝上一排排亮晶晶的光伏板,衢州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黨支部書記張榮明白,“是為了讓村里‘摘帽’”。

去年4月起,在由省委組織部、省委兩新工委聯合省工商聯、農業廳、國資委開展的“千企結千村 消滅薄弱村”行動中,“薄弱村”郭塘與浙能集團結對,后者在村里出資建造了總設計裝機容量為1000千瓦的浙能常山光伏發電幫扶項目。“630萬元的投資建設費用由企業承擔,建成后能有效運營25年,扣除租金及維護運營成本,利潤全部歸村集體,預計每年能為村集體增收50萬元左右。”這筆賬,張榮翻來覆去算清楚,“過去村里的收入幾乎為零,有了這個項目,今年村里一定能‘摘帽’。”

在張榮的計劃中,“摘帽”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。有了這筆固定收入,村里不僅能發展村級產業,謀劃啟動樹屋民宿群、有機蔬菜瓜果基地等環保旅游項目,更要著眼保障民生,通過每年滾動投入5萬元,來資助困難群眾,并為80歲以上老人補貼部分醫療保險費用。“村里有錢了,百姓的腰包也會鼓起來。”他說。

強村也要富民,張榮這個樸素的愿望,確實也是“消薄”的題中之意。

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,各地各單位都在積極支持和幫助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建設,因地制宜通過資源開發、物業經營、生產服務、村莊建設等途徑,拓展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來源。僅省國資委就組織23家省屬企業及其下屬企業,與衢州、麗水兩地共85個薄弱村結對,富通、吉利等民營企業也紛紛與薄弱村“結親”。據統計,截至2018年底,全省共有3715家民營企業結對3746個村,帶去3207個幫扶項目,落實資金11.51億元。

絕大部分村莊在“消薄”行動中實現了強村和富民的雙贏,但個別也有不盡人意之處:比如,有的村為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,成立綠化養護合作社承接業務,對村民個體經營主體可能會有影響;還有的為了引進項目增加收入,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、影響村民正常生活等情況不夠重視。

“強村和富民是相輔相成、相得益彰的,在‘消薄’過程中,一定要注意集體增利與農民增收的統一,要讓村民不僅是發展的主體,更是發展的受益者。”常山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何菊說。可喜的是,過去這些年,各地在推動“消薄”進程中,通過讓農民變工人、農民變股民,不斷增加群眾的一般性收入、務工性收入、股份制收入和投資性收入,村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得到越來越有效的發揮,形成良性互動。

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的集體收入,曾在全縣排名100名以外,近8成村民在外謀生。3年前,村里投入200多萬元,建成了總長1000米的淡水沙灘。“云里看海、山里玩沙”的獨特景觀,在短短3年里為村集體經濟收入350多萬元,帶動旅游收入4000萬元左右。

村子富了,百姓共享發展成果。在長汀沙灘邊,一排排小木屋、遮陽傘十分顯眼,由村里的低收入農戶或殘疾人等困難村民經營。“16家商鋪,刨去1000元一年的租賃費,每年每戶能增收3.5萬元左右。那些遮陽傘是4個村民合伙承包的,‘五一’當天租給游客收入近萬元。”長汀村村委主任徐宇軍說,去年長汀景區收入達120萬元,帶動村民人均收入增加至3萬元。

支部作用咋發揮

培養VS監督

如何相得益彰

幫錢幫物,不如幫助建個好支部。在“消薄”的推進過程中,人的因素至關重要。

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黨總支書記應偉建對此深有感觸。前路村位于括蒼山麓,山水資源豐富,但資源優勢卻始終無法轉變為發展成果,“薄弱村”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多年。

去年9月,縉云縣啟動“明星書記”培育工程,在全縣篩選出首批6名“明星書記”,設立了鄉村振興產業基金,每位“明星書記”可申請支配項目資金30余萬元,用于助推3個結對村集體經濟發展。

借這次機會,應偉建與3公里之外的壺鎮鎮高潮村黨總支書記呂以明結對。跟著呂以明學管理、學運營,應偉建感覺自己有些開竅了。今年夏天,他要在水流清澈的樟溪開發漂流項目,還要把附近的山坡打造成滑草場,村里空閑的小廣場也準備利用起來,改造成停車位出租。應偉建說:“2018年,高潮村集體經濟收入已超700萬元,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把兩村之間的差距縮小,更要像高潮村一樣,打造有戰斗力的村兩委班子。”

“農村的帶頭人有沒有實干,能不能服眾,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村的發展。”一位鎮黨工委書記告訴記者,就在去年,鎮上兩個村同時獲得了一筆美麗鄉村建設補助基金,一年下來,兩個村的變化千差萬別:一個村不僅項目完成得出色,還通過產業投資讓村里有了固定的項目盈余;另外一個村,工程完成得勉強不說,還反過來欠下了債款。

“群雁高飛頭雁領”已成為各地共識。據三年計劃啟動時的數據統計,全省692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中,有726個是黨組織軟弱落后村。2017年以來,我省同步推進集體經濟薄弱村消除及軟弱落后村黨組織轉化工作,突出選優育強薄弱村黨組織書記,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作為村黨組織的中心任務,作為考核村黨組織書記業績的重要標準,選出最能打仗的“領頭雁”打好攻堅戰。

“對村干部隊伍的培養很重要,監管也必須跟上。”一位浙南地區的鄉黨委書記說。隨著近年來新農村建設、鄉村振興以及“消薄”的持續深入推進,產業、項目不斷流入,當地不少農村甚至每年會有幾百萬元建設資金。這樣的大筆資金,考驗著村干部的定力和底線。“項目招投標時會不會有貓膩?工程款項結算時會不會給自己留一筆?說實話,很多時候不僅是上級和村民對我們不放心,我們自己都會擔心,生怕政策不清或是稍有不慎,就造成違紀違法,甚至犯罪。”一位村支書說得很坦誠。

好在對村級班子和村干部隊伍的全面“體檢”已成為我省的常規行為。2017年換屆后,省委組織部不僅全面調度“回頭看”情況,還鼓勵各地探索實行“歇職教育”,指導各地動真格處置雖未觸碰違紀違法高壓線但存在決策不執行、崗位不勝任、辦事不規矩等8種不稱職情形的村干部,并及時選優補強。僅2018年,全省就有2673名村干部被“歇職教育”,1587名村干部受到罷免職處理,1816名優秀人才被補充進村級班子。

未來之路怎么走

當下VS長遠

如何合理布局

當此次調研開始時,浙江“消薄”已再次拉高標桿:今年4月底,省委緊密對接中央扶持壯大集體經濟計劃,提出到2022年底,實現經濟發達縣(市、區)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20萬元以上、淳安等26個縣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8萬元以上、其他縣(市、區)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12萬元以上的目標。

“對不少地區來說,這個要求既具有操作性可行性,又有一定的前瞻性挑戰性,屬于‘跳起來摘桃子’。”一位長期從事基層組織工作的干部告訴記者,這個目標的提出,意味著全省的工作重點將轉到提升村莊“造血”功能上,加大力度培育村集體經濟內生發展動力,確保村集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。

這與臨海匯溪鎮山安村鄉賢彭道生正在謀劃的事業不謀而合。離家打拼近40年,他對家鄉的困境和出路看得清楚,“山村勞動力流失,發展受限,光資助并不能改變山區貧窮的根本,必須以產業帶動村民返鄉致富。”

臨海啟動“千名鄉賢幫百村活動”后,他結合自身企業的發展,和山安村集體簽訂了協議,把滄海集團的300畝梅花茶花種植基地、100畝番薯基地放在村里,并鼓勵村集體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、創辦農家樂,以“農業+特色農產品+生態旅游”為經營模式,用生態旅游樹立起山安品牌,“目前我們已投資200余萬元,直接帶動了50多名村民就業,重新利用閑置房屋20套,預計能夠實現村集體經營性收入30余萬元。”

彭道生和臨海都不是個例。隨著農村發展步伐的加快,越來越多的村莊開始主動尋求項目、制定規劃和激發創意。不過記者在走訪中也發現,在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過程中,個別地方還是存在短視行為。有的占用山地、林地建造廠房;有的不管區域位置是否便利,營業房、公寓建了再說;有個別地方政府通過發放補助資金來完成“消薄”任務。

“‘消薄’是沒有終點的,不能為了達標而達標,更不能讓村莊在‘消薄’行動結束后‘返薄’。”湖州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長徐仲儀說,全省“消薄”行動計劃啟動后,湖州自加壓力,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30萬元以下的欠發達村,經過一年多的努力,這個目標有望在2019年底全面完成,這正是得益于湖州立足當下,著眼長遠,緊扣開放和保護、投入和效益做文章。

“一方面,我們勇于放棄蠅頭小利,不為低小散企業和項目打掩護,真正保護好環境;另一方面,也充分考慮投資周期、自身實力,堅持效益優先,杜絕市場風險大的項目,杜絕投入高效益差的項目,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效應,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。”徐仲儀說。

當然,要不斷推進“消薄”向著更高目標邁進,改革創新的力度和勁道同樣不可缺失。接下來,各地還是需要以黨建為引領,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,擴大農村“三塊地”聯動改革試點,深化農村金融改革,深度激活薄弱村發展的體制機制活力,精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。

(下)

編者按:農村,是“消薄”的主戰場。在這里,有創業的艱辛,也有創意的火花;有辛勤的耕耘,更有收獲的喜悅。讓我們把鏡頭聚焦奮斗在“消薄”一線的3位書記,他們的分享,是“消薄”故事,是奮斗故事,更是浙江鄉村振興的故事。

石塘鎮一角,多彩規溪村。

天臺“花漾星球太空農場”是省級農業園特色項目,也是國內首家以太空文化為主題的科普親子農場,集農業觀光旅游、太空科普體驗等功能于一體。 新華社發

抓住關鍵出妙招——產業振興,建全域大農場

講述人:天臺縣委書記 管文新

兩年前,全省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下發時,我履新天臺還不到一年。老實說,肩上的擔子很重:天臺“八山半水分半田”,底子薄、區位條件、自然稟賦和平原地區相比差距較大。

當時,我請有關部門專門摸過一次“家底”:2016年,全縣的576個行政村,村集體收入全摞一起也只有8134萬元。其中集體經濟薄弱村437個,全省最多,且絕大多數經營性收入還不到1萬元。雖然去年我們通過行政村規模調整,薄弱村的數量減少到了287個,數量依然居于全省前列。很多次在村里走訪的時候,村民們會圍上來:“看到別的村莊發展得那么好,我們還找不到路子,心里急啊!”從他們焦急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干部群眾對發展集體經濟的愿望有多么迫切。

上級有要求,群眾有期盼,這場必須打贏打好的攻堅硬戰,天臺該怎么辦?我想,說到底,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干!在建設新時代“名縣美城”的路上,決不讓一村、一戶、一人掉隊。天臺縣十四屆二次黨代會上,我給全縣黨員干部鼓勁:作為和合文化發源地,天臺人有和氣也有硬氣,我們力爭“三年任務,兩年完成”。

“消薄”,產業興旺是關鍵。天臺有1426平方公里土地,多山地丘陵的地形不適合大規模機械化耕種,但這片土地上物產豐饒,有小狗牛、高山蔬菜等。很可惜,由于沒能及時打響知名度,很多農產品“養在深閨人未識”,銷路不暢,效益不高,農民種養的積極性不高,一些村莊的集體土地甚至因此荒廢。

如何把腳下這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?在深入調研后我們感覺到,當前的互聯網和現代物流體系,打破了偏遠鄉村與消費大市場的空間距離,小農經濟趕上了這個大時代,大市場中蘊含著大轉機,于是,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的理念應運而生——全縣就是一個大農場,家家戶戶都是小引擎。

在生產環節,為改變分散種養帶來的農產品良莠不齊狀況,我們實施農業標準化生產促進工程,統一規范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系列產品在生長環境、種養環節、生產加工等方面的基本要求,形成統一種養標準,聘任種植經驗豐富的農民作為“單車農情員”,由政府提供補貼,騎車到田間地頭,幫助農民提高種植技術。農產品有了統一的綠色標準,吆喝起來底氣足多了。在銷售環節,我們又依托電商強縣的優勢,搭建起“天臺大農場,綠色中農批”平臺,推行“認種認養認租+電商”共享模式和“物流園+經營主體+農戶”直供模式,推動“線上線下”聯動發展。如此一來,農產品供銷體系得到升級,農產品效益大大提升。

北山村是泳溪鄉的一個高山村,加入“全域大農場”后,不但特色農產品香米在市場上供不應求,前來認種認養認租的游客和網上的消費者蜂擁而至,村子成了“網紅”村。去年,天臺10家糧食合作社和多位種糧大戶聯合成立“全域大農場”稻米新零售聯合體,泳溪香米種植面積擴大到3500多畝,年產量上百萬斤,產值上千萬元,一粒米帶動了一縣米。很多村民說,沒想到地里真能種出“金銀果”。目前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受益農戶已達2.51萬名,收入同比增長28.7%。

老話說得好,村看村,戶看戶,群眾看黨員,黨員看干部。產業,歸根到底是人來做的。天臺通過實施農村基層黨支部“領頭雁工程”,從選拔培訓、激勵保障等方面入手,打造和培育了一批能力過硬、素質過硬的農村干部隊伍。

我兼任“第一書記”的赤城街道仙都村,地理位置得天獨厚,坐擁青山綠水和名勝古跡,可村兩委班子缺少發展思路,明明抱著金飯碗,集體經濟卻一窮二白。后來我們通過能人回歸,將“全域大農場”和“全域旅游”嫁接起來,去年這個村僅經營性收入就達到15萬元。同時,我們還大力鼓勵鄉賢回歸。近3年來,僅在上海的天臺鄉賢回歸的重大項目累計就有17個,總投資24.3億元。

以“大農場”的產業振興為龍頭,推動物業經濟、林藥經濟等共同發展,多措并舉成效顯現。截至2018年底,天臺所有村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10萬元以上,并且經營性收入達到了5萬元以上,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了12791.38萬元,同比增長19.89%,“消薄”任務順利實現兩年完成,更可喜的是造血功能已初步顯現。接下來,我們將在鞏固“消薄”成果的基礎上,繼續拉高標桿,讓更多群眾共享發展紅利。

逆襲之路這樣走——抱團發展,盤活分散資源

講述人:云和縣石塘鎮黨委書記 葉金寶

一個資源分布不均、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山區小鎮,怎么全面“消薄”?

兩年前,這個任務對剛調來鎮里不久的我來說很艱巨——鎮上34個行政村中,有23個集體經濟薄弱村。除長汀、規溪等少數村靠旅游資源能“摘帽”之外,多數村集體年經營性收入普遍低于5萬元。在山區村,可發展的資源少且分散,產業又無法形成規模,大量年輕人外出打工,出現了“空殼村”“老弱村”。

這種情況下,石塘鎮憑什么才能逆襲?以往的“等靠要”已經行不通了,要全面完成“消薄”,必須實現自我“造血”,走出一條新路。

要“造血”,先要看看我們有什么資源。我跟村干部們花了2個多月對34個村的村級資產、資源進行了全面排摸。經過深入調研,我們集中梳理了石塘的四大優勢:有山有水,有鄉村旅游資源,甌江干流貫穿全境,水電資源豐富;石塘被稱作“云和東大門”,與蓮都、松陽接壤,麗龍高速公路穿境而過,交通便利;農業特色產業明顯,全鎮有3萬畝茶葉、6萬畝油茶、2萬畝板栗;紅色文化底蘊深厚,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曾在小順村做過演講,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
摸清了家底,路徑明朗起來。既然各村單打獨斗行不通,我們就來試試能不能抱團發展,把分散的資源盤活起來,有了效益大家一起共享。我們在全鎮成立“強村公司”,吸納34個行政村入股,變資源為資本,通過項目聯建等方式整合綠色產業、紅色產業等優質資源,助推村集體經濟和農民雙增收。

2018年5月,云和縣石塘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掛牌成立。公司成立了,誰來管?管什么?村里懂運營管理的人不多,為了找到合適的人才,我們公開發了一張“英雄帖”,高薪在社會上聘請職業經理人。

公開選拔人才到農村工作,這在麗水還是頭一回。沒想到人氣還挺高,遠到杭州近到本鄉鎮,有近20人報名。面試那天,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——石塘鎮小順村黨支部書記陳小明。他是土生土長的石塘人,在小順村擔任村干部多年,對鎮里情況十分熟悉,年輕時曾開過酒店、辦過建筑材料公司,經營管理經驗也很豐富。最終,陳小明以面試第一的成績當選。

“新官”上任后,陳小明第一把火就“燒”到小順紅色革命文化教育培育基地。基地原先由村兩委管理運營,一年只有6萬多元收入。去年10月基地收歸“強村公司”統一管理后,改變了單一的導游講解模式,針對不同客戶群體需求細分市場,創新推出黨員教育培訓、愛國主義教育等特色主題培訓套餐。基地升級至今,僅營業額就超過了84萬元,外地旅客多了,一日游變成了三天兩夜游,帶動了本地農家樂民宿等生意的發展。

對于位置比較偏、資源相對匱乏的村,我們也想了不少法子。去年,“強村公司”啟動9村聯建大坑水電站項目,總投資900余萬元。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村出部分資金,薄弱村則利用政府給予的扶持資金入股,不夠的部分再由公司出面向銀行貸款。各村合計占股79%,年凈利潤按100萬元計算,9個行政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平均每年可增加8.8萬元。

為了幫助偏遠村的農戶銷售農產品,我們采取了“強村公司+村級合作社+農戶”的聯動發展模式,將上門收購的山茶油、雪梨、香菇、木耳,統一包裝成我們的品牌“帆影漁歌”,還與湖州吳興、寧波北侖等地的9家結對企業達成了農產品銷售合作。去年9月以來,“帆影漁歌”已實現經營收入150萬元,利潤30萬元,僅每斤山茶油就能為農戶增收10元以上。

“強村公司”帶著石塘鎮一路逆襲。到2018年年底,我們鎮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超10萬元、經營性收入超5萬元的村增加到30個,是上一年度的3倍。目前,我們正在探索物業管理、項目中介等多元化增收模式,目標是3年內全鎮所有行政村經營性收入達到10萬元以上。

這幾年,“消薄”對于鄉村的改變很大,村集體經濟壯大了,老百姓也成了最終受益者。現在來我們村里走走,你會發現年輕面孔越來越多了,山村又煥發出了勃勃生機。

自加壓力有雄心——不吃老本,創新體制機制

講述人:安吉縣孝豐鎮白楊村黨總支書記 黃月明

在村里干了十幾年,今年絕對是我壓力最大的一年。為什么?當然是為了“消薄”。

我說這話,很多人會笑——湖州可是全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數一數二的地方,2017年省里制定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的時候,全市969個行政村就已經實現了集體經濟年經營性收入不低于15萬元的目標,哪來“薄”可消?

這話沒錯,可此薄非彼薄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,湖州一直動真格。2013年推出的5年強村計劃,目標是消滅年經營性收入低于15萬元的村。去年推出的新一輪3年強村計劃,又提出要消滅年經營性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村。截至去年底,全市844個村已經提前完成,“三年任務兩年完成”,成了湖州新的“小目標”。

我們白楊村在孝豐鎮的最北面山區,雖然離縣城的直線距離只有15公里,可全都是蜿蜒的山路,單程就要近1小時。本來嘛,村里這幾年出租的一塊礦產租金漸漲,還勉勉強強能達標,可去年底,礦產突然被關停,復工遙遙無期,我們一下子成了全鎮達標最困難的村。你說,這是不是要著急上火?

村民大會討論、村兩委班子商量、鎮里的干部也一次次給我們出謀劃策,最終我們一致做了個決定:向橫溪塢村學習!

同在孝豐鎮的橫溪塢,除了交通比我們方便些,面積沒我們大,竹林沒我們多,前些年,也和我們一樣面臨毛竹收購價格下降的困境,可他們通過竹林管理體制機制改革,村竹林收入增長30%以上,2018年,村可支配收入已超過200萬元,人均收入更是達近4萬元。

其實3年前我就去橫溪塢取過經:2015年,橫溪塢以美麗鄉村精品示范村創建為契機,以股份制形式成立了合作社。在安吉,成立毛竹合作社不稀奇,可橫溪塢卻獨辟蹊徑,通過毛竹的分量、市場價、砍伐價格等數據,精準測算出每戶竹農的股份比例。當時橫溪塢村的黨總支書記裘松偉就告訴我,這樣的創新,一方面遏制住了毀林種茶現象,另一方面更緩解了毛竹價格下降的壓力。當年,通過合作社統一竹林培育、管理、銷售和砍伐,每戶股東竹農的收入就增長20%多。

回來以后,我也動起了這個腦筋,響應的竹農沒幾個不說,還有不少人在背后嚼舌根,覺得是我們村干部想“撈好處”。吃力還這么不討好,我為此還生了好幾天悶氣,最后,這事也就耽擱了下來。

這一次,我帶著班子成員一起登門討教。讓我們沒想到的是,他們的毛竹合作社早就不再滿足于單一的賣毛竹模式,而是向著多種經營并存的方向轉變:現在,橫溪塢每年依靠毛料粗加工獲取利潤10余萬元,依靠發展林下經濟獲取利潤10余萬元,依靠竹林旅游獲取利潤7萬余元,依靠竹林租賃獲取租金近10萬元……光是去年,又有投資商通過合作社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賃2000畝竹林,光拿租金就已經相當可觀。

不光是這些數據,橫溪塢村兩委班子在背后的付出也深深觸動了我們。原來,成立合作社,不光在我們白楊村有阻力,當年他們遇到的困難不比我們小,可他們愣是挨家挨戶講政策、做工作,最終把事情辦成了。

說實話,我挺慚愧的。之前我總覺得村子發展不好,是因為資源底子差,是因為村民不支持,可歸根到底,其實是我們村兩委班子沒有齊心協力、沒有長遠謀劃,光顧著吃老本,白白浪費了這些年的發展機遇。裘書記說得很實在:跟老百姓面對面,不如和大家肩并肩;凡是對村里長遠發展有利的,就一定要去做,一定要做好!

現在,在鎮黨委的支持下,白楊村已經正式和橫溪塢村結對,接下來,我們就努力向他們學習,爭取盡快把合作社辦起來,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上做文章,帶著村民一起走規模農業的路子。

不僅如此,我們還要實現兩村之間的班子互掛、班子會互開、黨員互動和產業互助,全方位對標橫溪塢。遠的我不敢打包票,可這近在眼前的“消薄”任務,我們一定會保質保量超額完成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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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摘帽”,只是站上新起點——浙江“消薄”行動調查

2019年06月10日 10:40:55 來源:浙江在線-浙江日報 記者 何蘇鳴 李攀 黃珍珍 徐子淵

安吉魯家村大力發展家庭農場經濟,推動村集體經濟持續增收。

編者按: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,是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,是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基礎。2019年是我省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收官之年。全省各地“消薄”成績幾何?有什么經驗值得總結?又有什么需要改進的?初夏之際,本報記者兵分三路,赴全省各地調研。

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一景


(上)

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變了,曾經集體收入幾乎為零的“薄弱村”,如今發展光伏產業將增收超過50萬元;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變了,1000米淡水沙灘的打造,讓它成了能在山里看海的“網紅村”;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變了,過去守著資源沒飯吃的村兩委班子,開發出漂流、滑草等多個項目;臨海匯溪鎮山安村也變了,鄉賢與產業的回歸,讓原來的“空心村”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……

過去這幾年,全省各地農村都或多或少地發生了變化。

2017年,省委省政府下發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,要求通過3年努力,全面消除集體經濟年收入(包括各級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補助資金、經營收入、發包及上交收入、投資收益和其他收入,不含項目補助和村干部報酬補助)低于10萬元的薄弱村。

在距離收官半年之際,記者到全省各地走訪調研,與干部、群眾共同總結這些年來的“消薄”經驗,其中3對關系引起了記者的關注。

“消薄”到底是為啥

強村VS富民

如何相互促進

“消薄”到底是為了什么?

當村里家家戶戶的農房屋頂上裝上一排排亮晶晶的光伏板,衢州常山縣新昌鄉郭塘村黨支部書記張榮明白,“是為了讓村里‘摘帽’”。

去年4月起,在由省委組織部、省委兩新工委聯合省工商聯、農業廳、國資委開展的“千企結千村 消滅薄弱村”行動中,“薄弱村”郭塘與浙能集團結對,后者在村里出資建造了總設計裝機容量為1000千瓦的浙能常山光伏發電幫扶項目。“630萬元的投資建設費用由企業承擔,建成后能有效運營25年,扣除租金及維護運營成本,利潤全部歸村集體,預計每年能為村集體增收50萬元左右。”這筆賬,張榮翻來覆去算清楚,“過去村里的收入幾乎為零,有了這個項目,今年村里一定能‘摘帽’。”

在張榮的計劃中,“摘帽”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。有了這筆固定收入,村里不僅能發展村級產業,謀劃啟動樹屋民宿群、有機蔬菜瓜果基地等環保旅游項目,更要著眼保障民生,通過每年滾動投入5萬元,來資助困難群眾,并為80歲以上老人補貼部分醫療保險費用。“村里有錢了,百姓的腰包也會鼓起來。”他說。

強村也要富民,張榮這個樸素的愿望,確實也是“消薄”的題中之意。

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,各地各單位都在積極支持和幫助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建設,因地制宜通過資源開發、物業經營、生產服務、村莊建設等途徑,拓展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來源。僅省國資委就組織23家省屬企業及其下屬企業,與衢州、麗水兩地共85個薄弱村結對,富通、吉利等民營企業也紛紛與薄弱村“結親”。據統計,截至2018年底,全省共有3715家民營企業結對3746個村,帶去3207個幫扶項目,落實資金11.51億元。

絕大部分村莊在“消薄”行動中實現了強村和富民的雙贏,但個別也有不盡人意之處:比如,有的村為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,成立綠化養護合作社承接業務,對村民個體經營主體可能會有影響;還有的為了引進項目增加收入,對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、影響村民正常生活等情況不夠重視。

“強村和富民是相輔相成、相得益彰的,在‘消薄’過程中,一定要注意集體增利與農民增收的統一,要讓村民不僅是發展的主體,更是發展的受益者。”常山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何菊說。可喜的是,過去這些年,各地在推動“消薄”進程中,通過讓農民變工人、農民變股民,不斷增加群眾的一般性收入、務工性收入、股份制收入和投資性收入,村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得到越來越有效的發揮,形成良性互動。

云和縣石塘鎮長汀村的集體收入,曾在全縣排名100名以外,近8成村民在外謀生。3年前,村里投入200多萬元,建成了總長1000米的淡水沙灘。“云里看海、山里玩沙”的獨特景觀,在短短3年里為村集體經濟收入350多萬元,帶動旅游收入4000萬元左右。

村子富了,百姓共享發展成果。在長汀沙灘邊,一排排小木屋、遮陽傘十分顯眼,由村里的低收入農戶或殘疾人等困難村民經營。“16家商鋪,刨去1000元一年的租賃費,每年每戶能增收3.5萬元左右。那些遮陽傘是4個村民合伙承包的,‘五一’當天租給游客收入近萬元。”長汀村村委主任徐宇軍說,去年長汀景區收入達120萬元,帶動村民人均收入增加至3萬元。

支部作用咋發揮

培養VS監督

如何相得益彰

幫錢幫物,不如幫助建個好支部。在“消薄”的推進過程中,人的因素至關重要。

縉云縣前路鄉前路村黨總支書記應偉建對此深有感觸。前路村位于括蒼山麓,山水資源豐富,但資源優勢卻始終無法轉變為發展成果,“薄弱村”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多年。

去年9月,縉云縣啟動“明星書記”培育工程,在全縣篩選出首批6名“明星書記”,設立了鄉村振興產業基金,每位“明星書記”可申請支配項目資金30余萬元,用于助推3個結對村集體經濟發展。

借這次機會,應偉建與3公里之外的壺鎮鎮高潮村黨總支書記呂以明結對。跟著呂以明學管理、學運營,應偉建感覺自己有些開竅了。今年夏天,他要在水流清澈的樟溪開發漂流項目,還要把附近的山坡打造成滑草場,村里空閑的小廣場也準備利用起來,改造成停車位出租。應偉建說:“2018年,高潮村集體經濟收入已超700萬元,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把兩村之間的差距縮小,更要像高潮村一樣,打造有戰斗力的村兩委班子。”

“農村的帶頭人有沒有實干,能不能服眾,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村的發展。”一位鎮黨工委書記告訴記者,就在去年,鎮上兩個村同時獲得了一筆美麗鄉村建設補助基金,一年下來,兩個村的變化千差萬別:一個村不僅項目完成得出色,還通過產業投資讓村里有了固定的項目盈余;另外一個村,工程完成得勉強不說,還反過來欠下了債款。

“群雁高飛頭雁領”已成為各地共識。據三年計劃啟動時的數據統計,全省692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中,有726個是黨組織軟弱落后村。2017年以來,我省同步推進集體經濟薄弱村消除及軟弱落后村黨組織轉化工作,突出選優育強薄弱村黨組織書記,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作為村黨組織的中心任務,作為考核村黨組織書記業績的重要標準,選出最能打仗的“領頭雁”打好攻堅戰。

“對村干部隊伍的培養很重要,監管也必須跟上。”一位浙南地區的鄉黨委書記說。隨著近年來新農村建設、鄉村振興以及“消薄”的持續深入推進,產業、項目不斷流入,當地不少農村甚至每年會有幾百萬元建設資金。這樣的大筆資金,考驗著村干部的定力和底線。“項目招投標時會不會有貓膩?工程款項結算時會不會給自己留一筆?說實話,很多時候不僅是上級和村民對我們不放心,我們自己都會擔心,生怕政策不清或是稍有不慎,就造成違紀違法,甚至犯罪。”一位村支書說得很坦誠。

好在對村級班子和村干部隊伍的全面“體檢”已成為我省的常規行為。2017年換屆后,省委組織部不僅全面調度“回頭看”情況,還鼓勵各地探索實行“歇職教育”,指導各地動真格處置雖未觸碰違紀違法高壓線但存在決策不執行、崗位不勝任、辦事不規矩等8種不稱職情形的村干部,并及時選優補強。僅2018年,全省就有2673名村干部被“歇職教育”,1587名村干部受到罷免職處理,1816名優秀人才被補充進村級班子。

未來之路怎么走

當下VS長遠

如何合理布局

當此次調研開始時,浙江“消薄”已再次拉高標桿:今年4月底,省委緊密對接中央扶持壯大集體經濟計劃,提出到2022年底,實現經濟發達縣(市、區)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20萬元以上、淳安等26個縣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8萬元以上、其他縣(市、區)的村年經營性收入達到12萬元以上的目標。

“對不少地區來說,這個要求既具有操作性可行性,又有一定的前瞻性挑戰性,屬于‘跳起來摘桃子’。”一位長期從事基層組織工作的干部告訴記者,這個目標的提出,意味著全省的工作重點將轉到提升村莊“造血”功能上,加大力度培育村集體經濟內生發展動力,確保村集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。

這與臨海匯溪鎮山安村鄉賢彭道生正在謀劃的事業不謀而合。離家打拼近40年,他對家鄉的困境和出路看得清楚,“山村勞動力流失,發展受限,光資助并不能改變山區貧窮的根本,必須以產業帶動村民返鄉致富。”

臨海啟動“千名鄉賢幫百村活動”后,他結合自身企業的發展,和山安村集體簽訂了協議,把滄海集團的300畝梅花茶花種植基地、100畝番薯基地放在村里,并鼓勵村集體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、創辦農家樂,以“農業+特色農產品+生態旅游”為經營模式,用生態旅游樹立起山安品牌,“目前我們已投資200余萬元,直接帶動了50多名村民就業,重新利用閑置房屋20套,預計能夠實現村集體經營性收入30余萬元。”

彭道生和臨海都不是個例。隨著農村發展步伐的加快,越來越多的村莊開始主動尋求項目、制定規劃和激發創意。不過記者在走訪中也發現,在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過程中,個別地方還是存在短視行為。有的占用山地、林地建造廠房;有的不管區域位置是否便利,營業房、公寓建了再說;有個別地方政府通過發放補助資金來完成“消薄”任務。

“‘消薄’是沒有終點的,不能為了達標而達標,更不能讓村莊在‘消薄’行動結束后‘返薄’。”湖州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長徐仲儀說,全省“消薄”行動計劃啟動后,湖州自加壓力,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30萬元以下的欠發達村,經過一年多的努力,這個目標有望在2019年底全面完成,這正是得益于湖州立足當下,著眼長遠,緊扣開放和保護、投入和效益做文章。

“一方面,我們勇于放棄蠅頭小利,不為低小散企業和項目打掩護,真正保護好環境;另一方面,也充分考慮投資周期、自身實力,堅持效益優先,杜絕市場風險大的項目,杜絕投入高效益差的項目,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效應,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村級集體經濟發展。”徐仲儀說。

當然,要不斷推進“消薄”向著更高目標邁進,改革創新的力度和勁道同樣不可缺失。接下來,各地還是需要以黨建為引領,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,擴大農村“三塊地”聯動改革試點,深化農村金融改革,深度激活薄弱村發展的體制機制活力,精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。

(下)

編者按:農村,是“消薄”的主戰場。在這里,有創業的艱辛,也有創意的火花;有辛勤的耕耘,更有收獲的喜悅。讓我們把鏡頭聚焦奮斗在“消薄”一線的3位書記,他們的分享,是“消薄”故事,是奮斗故事,更是浙江鄉村振興的故事。

石塘鎮一角,多彩規溪村。

天臺“花漾星球太空農場”是省級農業園特色項目,也是國內首家以太空文化為主題的科普親子農場,集農業觀光旅游、太空科普體驗等功能于一體。 新華社發

抓住關鍵出妙招——產業振興,建全域大農場

講述人:天臺縣委書記 管文新

兩年前,全省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下發時,我履新天臺還不到一年。老實說,肩上的擔子很重:天臺“八山半水分半田”,底子薄、區位條件、自然稟賦和平原地區相比差距較大。

當時,我請有關部門專門摸過一次“家底”:2016年,全縣的576個行政村,村集體收入全摞一起也只有8134萬元。其中集體經濟薄弱村437個,全省最多,且絕大多數經營性收入還不到1萬元。雖然去年我們通過行政村規模調整,薄弱村的數量減少到了287個,數量依然居于全省前列。很多次在村里走訪的時候,村民們會圍上來:“看到別的村莊發展得那么好,我們還找不到路子,心里急啊!”從他們焦急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干部群眾對發展集體經濟的愿望有多么迫切。

上級有要求,群眾有期盼,這場必須打贏打好的攻堅硬戰,天臺該怎么辦?我想,說到底,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干!在建設新時代“名縣美城”的路上,決不讓一村、一戶、一人掉隊。天臺縣十四屆二次黨代會上,我給全縣黨員干部鼓勁:作為和合文化發源地,天臺人有和氣也有硬氣,我們力爭“三年任務,兩年完成”。

“消薄”,產業興旺是關鍵。天臺有1426平方公里土地,多山地丘陵的地形不適合大規模機械化耕種,但這片土地上物產豐饒,有小狗牛、高山蔬菜等。很可惜,由于沒能及時打響知名度,很多農產品“養在深閨人未識”,銷路不暢,效益不高,農民種養的積極性不高,一些村莊的集體土地甚至因此荒廢。

如何把腳下這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?在深入調研后我們感覺到,當前的互聯網和現代物流體系,打破了偏遠鄉村與消費大市場的空間距離,小農經濟趕上了這個大時代,大市場中蘊含著大轉機,于是,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的理念應運而生——全縣就是一個大農場,家家戶戶都是小引擎。

在生產環節,為改變分散種養帶來的農產品良莠不齊狀況,我們實施農業標準化生產促進工程,統一規范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系列產品在生長環境、種養環節、生產加工等方面的基本要求,形成統一種養標準,聘任種植經驗豐富的農民作為“單車農情員”,由政府提供補貼,騎車到田間地頭,幫助農民提高種植技術。農產品有了統一的綠色標準,吆喝起來底氣足多了。在銷售環節,我們又依托電商強縣的優勢,搭建起“天臺大農場,綠色中農批”平臺,推行“認種認養認租+電商”共享模式和“物流園+經營主體+農戶”直供模式,推動“線上線下”聯動發展。如此一來,農產品供銷體系得到升級,農產品效益大大提升。

北山村是泳溪鄉的一個高山村,加入“全域大農場”后,不但特色農產品香米在市場上供不應求,前來認種認養認租的游客和網上的消費者蜂擁而至,村子成了“網紅”村。去年,天臺10家糧食合作社和多位種糧大戶聯合成立“全域大農場”稻米新零售聯合體,泳溪香米種植面積擴大到3500多畝,年產量上百萬斤,產值上千萬元,一粒米帶動了一縣米。很多村民說,沒想到地里真能種出“金銀果”。目前天臺“全域大農場”受益農戶已達2.51萬名,收入同比增長28.7%。

老話說得好,村看村,戶看戶,群眾看黨員,黨員看干部。產業,歸根到底是人來做的。天臺通過實施農村基層黨支部“領頭雁工程”,從選拔培訓、激勵保障等方面入手,打造和培育了一批能力過硬、素質過硬的農村干部隊伍。

我兼任“第一書記”的赤城街道仙都村,地理位置得天獨厚,坐擁青山綠水和名勝古跡,可村兩委班子缺少發展思路,明明抱著金飯碗,集體經濟卻一窮二白。后來我們通過能人回歸,將“全域大農場”和“全域旅游”嫁接起來,去年這個村僅經營性收入就達到15萬元。同時,我們還大力鼓勵鄉賢回歸。近3年來,僅在上海的天臺鄉賢回歸的重大項目累計就有17個,總投資24.3億元。

以“大農場”的產業振興為龍頭,推動物業經濟、林藥經濟等共同發展,多措并舉成效顯現。截至2018年底,天臺所有村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10萬元以上,并且經營性收入達到了5萬元以上,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了12791.38萬元,同比增長19.89%,“消薄”任務順利實現兩年完成,更可喜的是造血功能已初步顯現。接下來,我們將在鞏固“消薄”成果的基礎上,繼續拉高標桿,讓更多群眾共享發展紅利。

逆襲之路這樣走——抱團發展,盤活分散資源

講述人:云和縣石塘鎮黨委書記 葉金寶

一個資源分布不均、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山區小鎮,怎么全面“消薄”?

兩年前,這個任務對剛調來鎮里不久的我來說很艱巨——鎮上34個行政村中,有23個集體經濟薄弱村。除長汀、規溪等少數村靠旅游資源能“摘帽”之外,多數村集體年經營性收入普遍低于5萬元。在山區村,可發展的資源少且分散,產業又無法形成規模,大量年輕人外出打工,出現了“空殼村”“老弱村”。

這種情況下,石塘鎮憑什么才能逆襲?以往的“等靠要”已經行不通了,要全面完成“消薄”,必須實現自我“造血”,走出一條新路。

要“造血”,先要看看我們有什么資源。我跟村干部們花了2個多月對34個村的村級資產、資源進行了全面排摸。經過深入調研,我們集中梳理了石塘的四大優勢:有山有水,有鄉村旅游資源,甌江干流貫穿全境,水電資源豐富;石塘被稱作“云和東大門”,與蓮都、松陽接壤,麗龍高速公路穿境而過,交通便利;農業特色產業明顯,全鎮有3萬畝茶葉、6萬畝油茶、2萬畝板栗;紅色文化底蘊深厚,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曾在小順村做過演講,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
摸清了家底,路徑明朗起來。既然各村單打獨斗行不通,我們就來試試能不能抱團發展,把分散的資源盤活起來,有了效益大家一起共享。我們在全鎮成立“強村公司”,吸納34個行政村入股,變資源為資本,通過項目聯建等方式整合綠色產業、紅色產業等優質資源,助推村集體經濟和農民雙增收。

2018年5月,云和縣石塘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有限公司掛牌成立。公司成立了,誰來管?管什么?村里懂運營管理的人不多,為了找到合適的人才,我們公開發了一張“英雄帖”,高薪在社會上聘請職業經理人。

公開選拔人才到農村工作,這在麗水還是頭一回。沒想到人氣還挺高,遠到杭州近到本鄉鎮,有近20人報名。面試那天,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——石塘鎮小順村黨支部書記陳小明。他是土生土長的石塘人,在小順村擔任村干部多年,對鎮里情況十分熟悉,年輕時曾開過酒店、辦過建筑材料公司,經營管理經驗也很豐富。最終,陳小明以面試第一的成績當選。

“新官”上任后,陳小明第一把火就“燒”到小順紅色革命文化教育培育基地。基地原先由村兩委管理運營,一年只有6萬多元收入。去年10月基地收歸“強村公司”統一管理后,改變了單一的導游講解模式,針對不同客戶群體需求細分市場,創新推出黨員教育培訓、愛國主義教育等特色主題培訓套餐。基地升級至今,僅營業額就超過了84萬元,外地旅客多了,一日游變成了三天兩夜游,帶動了本地農家樂民宿等生意的發展。

對于位置比較偏、資源相對匱乏的村,我們也想了不少法子。去年,“強村公司”啟動9村聯建大坑水電站項目,總投資900余萬元。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村出部分資金,薄弱村則利用政府給予的扶持資金入股,不夠的部分再由公司出面向銀行貸款。各村合計占股79%,年凈利潤按100萬元計算,9個行政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平均每年可增加8.8萬元。

為了幫助偏遠村的農戶銷售農產品,我們采取了“強村公司+村級合作社+農戶”的聯動發展模式,將上門收購的山茶油、雪梨、香菇、木耳,統一包裝成我們的品牌“帆影漁歌”,還與湖州吳興、寧波北侖等地的9家結對企業達成了農產品銷售合作。去年9月以來,“帆影漁歌”已實現經營收入150萬元,利潤30萬元,僅每斤山茶油就能為農戶增收10元以上。

“強村公司”帶著石塘鎮一路逆襲。到2018年年底,我們鎮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超10萬元、經營性收入超5萬元的村增加到30個,是上一年度的3倍。目前,我們正在探索物業管理、項目中介等多元化增收模式,目標是3年內全鎮所有行政村經營性收入達到10萬元以上。

這幾年,“消薄”對于鄉村的改變很大,村集體經濟壯大了,老百姓也成了最終受益者。現在來我們村里走走,你會發現年輕面孔越來越多了,山村又煥發出了勃勃生機。

自加壓力有雄心——不吃老本,創新體制機制

講述人:安吉縣孝豐鎮白楊村黨總支書記 黃月明

在村里干了十幾年,今年絕對是我壓力最大的一年。為什么?當然是為了“消薄”。

我說這話,很多人會笑——湖州可是全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數一數二的地方,2017年省里制定《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》的時候,全市969個行政村就已經實現了集體經濟年經營性收入不低于15萬元的目標,哪來“薄”可消?

這話沒錯,可此薄非彼薄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,湖州一直動真格。2013年推出的5年強村計劃,目標是消滅年經營性收入低于15萬元的村。去年推出的新一輪3年強村計劃,又提出要消滅年經營性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村。截至去年底,全市844個村已經提前完成,“三年任務兩年完成”,成了湖州新的“小目標”。

我們白楊村在孝豐鎮的最北面山區,雖然離縣城的直線距離只有15公里,可全都是蜿蜒的山路,單程就要近1小時。本來嘛,村里這幾年出租的一塊礦產租金漸漲,還勉勉強強能達標,可去年底,礦產突然被關停,復工遙遙無期,我們一下子成了全鎮達標最困難的村。你說,這是不是要著急上火?

村民大會討論、村兩委班子商量、鎮里的干部也一次次給我們出謀劃策,最終我們一致做了個決定:向橫溪塢村學習!

同在孝豐鎮的橫溪塢,除了交通比我們方便些,面積沒我們大,竹林沒我們多,前些年,也和我們一樣面臨毛竹收購價格下降的困境,可他們通過竹林管理體制機制改革,村竹林收入增長30%以上,2018年,村可支配收入已超過200萬元,人均收入更是達近4萬元。

其實3年前我就去橫溪塢取過經:2015年,橫溪塢以美麗鄉村精品示范村創建為契機,以股份制形式成立了合作社。在安吉,成立毛竹合作社不稀奇,可橫溪塢卻獨辟蹊徑,通過毛竹的分量、市場價、砍伐價格等數據,精準測算出每戶竹農的股份比例。當時橫溪塢村的黨總支書記裘松偉就告訴我,這樣的創新,一方面遏制住了毀林種茶現象,另一方面更緩解了毛竹價格下降的壓力。當年,通過合作社統一竹林培育、管理、銷售和砍伐,每戶股東竹農的收入就增長20%多。

回來以后,我也動起了這個腦筋,響應的竹農沒幾個不說,還有不少人在背后嚼舌根,覺得是我們村干部想“撈好處”。吃力還這么不討好,我為此還生了好幾天悶氣,最后,這事也就耽擱了下來。

這一次,我帶著班子成員一起登門討教。讓我們沒想到的是,他們的毛竹合作社早就不再滿足于單一的賣毛竹模式,而是向著多種經營并存的方向轉變:現在,橫溪塢每年依靠毛料粗加工獲取利潤10余萬元,依靠發展林下經濟獲取利潤10余萬元,依靠竹林旅游獲取利潤7萬余元,依靠竹林租賃獲取租金近10萬元……光是去年,又有投資商通過合作社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賃2000畝竹林,光拿租金就已經相當可觀。

不光是這些數據,橫溪塢村兩委班子在背后的付出也深深觸動了我們。原來,成立合作社,不光在我們白楊村有阻力,當年他們遇到的困難不比我們小,可他們愣是挨家挨戶講政策、做工作,最終把事情辦成了。

說實話,我挺慚愧的。之前我總覺得村子發展不好,是因為資源底子差,是因為村民不支持,可歸根到底,其實是我們村兩委班子沒有齊心協力、沒有長遠謀劃,光顧著吃老本,白白浪費了這些年的發展機遇。裘書記說得很實在:跟老百姓面對面,不如和大家肩并肩;凡是對村里長遠發展有利的,就一定要去做,一定要做好!

現在,在鎮黨委的支持下,白楊村已經正式和橫溪塢村結對,接下來,我們就努力向他們學習,爭取盡快把合作社辦起來,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上做文章,帶著村民一起走規模農業的路子。

不僅如此,我們還要實現兩村之間的班子互掛、班子會互開、黨員互動和產業互助,全方位對標橫溪塢。遠的我不敢打包票,可這近在眼前的“消薄”任務,我們一定會保質保量超額完成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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